此标题并不准确，AV确是中国的国家禁忌，但日本女优，近几年在大陆的公共空间却很火爆。
各地的堂会、夜店，凡有女优到场，风流总能惊动世人。尤其一些网络公司好这口，从去年的苍井空老师，到近日的泷泽萝拉、波多野结衣，都为公司年会站过台。这些平时以交尾、闹春示人的主儿，一旦到公共场合，摇身一变，就成了清纯开屏的孔雀。只是那些网络宅男，被眼前杏脸桃腮的烟火肉身，闹腾得星眼朦胧、血脉贲张。让微博江湖、酒肆茶馆里，平添了不少笑谈夜话。
常上网的人，对日本AV文化的流行多有了解，据说日本AV占到世界AV产量的90%。有一个女性组织做过调查，称日本演出过AV的女优有16万人。至今每年仍有5千名左右女孩，会首次亮相AV。因成名快、能赚钱，AV女优成了日本女孩眼中抢手的职业，“主演”常是百里挑一，甚至要求有高学历。日本法律对AV有尺度要求，但总体上很宽容，所以日本有AV学校、AV行业协会，每年还有声势浩大的AV颁奖典礼。
我不知道，中国的成年男性看到此类信息，会不会有某种自卑感。按逻辑推理，如此凶猛的AV大潮，竟没有把日本人导向色情与纵欲的深渊，这说明日本人的自我管理能力，要高于国人。否则很难理解，在日本能公开发行的AV，为何到了中国就被视为洪水猛兽？理由无非是某些人认为中国民众素质不行，对各种信息没有自我判断和选择的能力。成人也成了需要管制的儿童。
在中国制作或传播AV，绝对违法。前些年“情色六月天”色情网的主犯，被判无期。警方要是较真，下载或观看AV也可能被拘留。所以在公开渠道，我们绝对看不到任何AV或色情杂志的踪迹，但在隐秘的民间社会，AV却大行其道。我们从AV女优在公共话语中的火爆度，就可判断它的流行度。反感抵制日本的男网民很多，但我不知道这些人中，有多少是以同样态度抵制日本AV的。
诡异的是，中国连《花花公子》这样的成人杂志都没有过，就一下步入了AV与视频互动的现代色情大潮，不过中国网民还是扛过来了。没查到官方数据，但据说中国的性犯罪率，这些年有所降低。有据可查的是，AV的源头日本，性犯罪率却是全球最低。我一直记得有人说过的这个悖论：犯罪和战争是非法的，但记录或演绎它们的图像，却能合法发表在任何媒体上；每个人都裸过身体，成人也大多有过性爱，但这些图像却从来被媒体视作非法的禁区。我想很多人可能难以解释内中的奥妙。
中国对于性与AV的管制虽然多，但对于它们的理性讨论却极少。媒体和学者，似乎都不屑探讨这种话题，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对性的种种蔑视。于是在国人当下的价值观里，一谈起性总交织着一些明显对立的概念，情爱与色情、激情与丑陋、享乐与罪恶、愉悦与禁忌等，这些观念绞成一团奇怪的乱麻。虽然人人都能说出点道理，但很少有人愿意真实、理性地理清这些矛盾。人们自觉地被囚禁在对性的理性认知之外，只做不说，假若一个人说得太多，就有被贴上“色情狂”的风险。
为何性与色情，会被视为国家禁忌？在传统社会或宗教社会，性常常会被塑造成一种罪恶的力量，当然这只是对民众而言，皇帝可以三宫六院72妃，但民众读读《金瓶梅》却是禁忌。因为在这种传统的统治思想中，民众被认为是不具有自己管理和判断能力的，一旦放开性的闸门，民众就有可能堕入到性爱的享乐中，影响到社会物质和财富的积累。那些传统社会的统治者，只把民众的性爱看作是个体的纯粹消耗活动，与最大程度的实现王国利益构成了冲突。
我们确实从爱情中，有过这种体验。当我们热恋时，外在的世界确实变得不再重要，恋人成了我们唯一的宇宙。我们从情爱中，感受到了生命最本真的激情与光采，只有这种力量能让我藐视社会秩序和一切束缚。在完全愚昧的年代，统治者的这种担心，或许还有点理由。所以在那些文化中，性总是与粗俗、邪恶、丑陋、淫荡这些负面概念联在一起，公开渲染性的美好，被视为一种国家禁忌。前些日子，朝鲜的玄松月等10多名艺术家，就因私自制作销售淫秽物品，被公开枪决。因为在这些国家，性和情欲总是被统治者视为人脑中的一个巨大黑洞，这个黑洞填充的，似乎只有恐惧与罪恶。
这些观念的形成，目的是维护社会的秩序，其实与个体的生命感受无关。在一些文化意识中，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再狂热，也被视为正当；而一个人如果狂热地追求情爱，哪怕是双方自愿的，也会被视为不道德。真实原因仅仅因为，它无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，而且还会使社会变得难以管理。所以，只要一个社会是以国家利益为主导的，谈性色变就会成为一种常态。因为只有把性，塑造成一种禁忌或道德文化，才更容易控制民众，使其更少地投入到这种对国家来说毫无价值的消耗活动中。也是这个原因，在这些文化中，往往把能引起人们欲望的裸体，都被视为堕落，而情欲总是与疯狂的毁灭、罪恶的享乐联系在一起。
无论是1980年代的日本，还是二战后的美国，因国内财富激增，中产阶级增多，对人性和自然感受的回归，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需求。突破过去国家对性和情爱的禁忌，回归自然，成为这些国家的一种积极力量。这也是导致美国《花花公子》等色情业发达、日本AV产业大潮的主因。当然，人们要回归的并不是那个原始的性，而是因禁忌而变得更为神秘、诱人的性。当时观点认为，只有这种对人性的回归，才有助于恢复人的整体性，把单一的社会属性的人，还原成完整的人。
在日、美这些国家，民众开始把性和情爱，看作一种快乐而正面的力量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《花花公子》对于美国，AV对于日本，都被视为是对这些国家文化和价值观的一种新建构。它既是本国民众做出的选择，同时它也赋予了原始的性与情爱以崭新的文化含义。AV文化的流行，体现的不仅是人的自由权力，也实现了对人的快乐原则和完整性的表达。一个文明社会对这种文化可以不倡导，但理应保持一种宽容和默许的态度。
我们往往未注意到，一个国家对性和情色的态度，也是这个国家的政治、文化、价值观和历史变迁的晴雨表。一个国家的政治态度，常会首先在一个国家的“性态度”上体现出来。美国《好色客》的创办人弗林特曾受过美国最高法院的审判。他的律师亚瑟曼，在法庭上说的一句话，对今天的人们也有警示意义：“我自己也不喜欢弗林特的所作所为。不过，我喜欢的是我生活在一个可以为我自己做决定的国家。”
没有人会因《花花公子》，而鄙视美国文化，同样也很少有人因日本的AV产业，而小瞧日本文化。在传播技术空前发达的今天，这种国家禁忌与法律管制，渐渐成了一种摆设。与其让法律成为一种摆设，不如让民众为自己做决定。
